推理小说中的现场重建

夏理雾棋

文/余远炫(台湾)  

  推理小说中最吸引人的便是侦探们根据各项线索,综合判断后所作成的「答案已经揭晓」结论,也就是推理小说的智性游戏已到解谜的成熟阶段,侦探们根据种种线索得出的破案解谜,最后再加以委婉说明,这便是推理小说中的现场重建.  
  最早建立推理小说中的现场重建是爱伦坡笔下的侦探杜宾,杜宾根据媒体完整报导,以及现场实际勘察,将搜得的种种证物做了一次现场重建,不但使一名无辜遭受牵连的民众得以洗刷冤屈,也在毫无线索中让目击者出面说明,更让法国巴黎莫尔格街凶杀案的凶手无所遁形,虽然凶手是一支大猩猩.于是推理小说中的第一桩密室杀人事件,便在杜宾准确的现场重建下「答案已经揭晓.」  
  何谓现场重建?  
  在真实刑案中,当警方人员接受报案抵达现场时,看到的已是凶案结果,一具或是几具尸体冰冷地陈尸在屋内或屋外,死因有种种可能,乱棒打死,枪击致命,毒发身亡,或是离奇死因.有时陈尸的现场还不是第一现场,而是被凶手作为弃尸的场地.检警人员在侦办命案时,首要的工作便是封锁现场,然后根据现场遗留的蛛丝马迹作为办案重要参考,接著便是查访有无人证,是否有人目击凶案发生,接著下来便是确认死者身份扩大调查死者的背景,检警人员在实际勘察现场,并且根据现场蒐证与查访各项人证后所做出来的推论,便是所谓现场重建.  
  现场重建是根据证,重现现场,因此只要各项事证明确,所得的推理应该不会有多大的差错,就像神探杜宾侦破莫尔格街凶杀案一般.但若所得事证相当有限,则不利于现场重建,真相始终被一团迷雾所笼罩,例如震惊社会的(台湾)前桃园县长刘邦友官邸血案,(台湾)前海军上校尹清枫命案等,到目前为止仍无法进行具有说服力的现场重建.  
  除了刑案破案前根据线索所做的现场重建外,破案后检警人员还会再做现场模拟,让嫌疑犯实际表演犯案行凶的过程.  
  现场模拟检证矛盾  
  现场模拟的好处是验证现场重建,同时也可以解答检警人员对于部分案情的疑问,嫌犯行凶手法可成为检警重要的办案学习,并建立犯罪档案模式,从而有效预防犯罪.现场模拟另外还可以检验现场重建的相互矛盾,主因是现场重建是依据证据而作成的推论,如果证据薄弱,无法为事实说话,便可能出现重建与模拟的矛盾,这时检警便会重新思考是否办案误入歧途,例如台北市新湖国小教师吴晓蕙命案,警方曾经逮捕一名领有残障手册的智障人士认为是犯案凶手,检察官在进行现场模拟时发现种种疑点,并因此释放被误认为是凶手的该名残障人士.  
  推理小说中的现场重建难度,一般都高过于真实刑案,主要是推理小说中的犯罪者,进行的是有计划性的犯罪,犯罪后做了各项湮灭证物的动作,以及巧妙制造不在场证明,使得现场重建工作难以进行,或者是以各种迷惑侦办方向的手法,误导现场重建,所以,当侦探们要大声的说「答案已经揭晓」前,总是要相当大费周章地与犯罪者周旋一番;侦探们不只要看表面上的种种物证,还要注意心理层面的证据,才能免于坠入圈套.  
  推理小说的现场重建工作,不一定是由检警人员扮演.在初期的推理小说中,扮演成功解谜者多半是私家侦探,检警人员则是退到第二线,像杜宾与巴黎警察,福尔摩斯与雷斯垂德,派利梅森与柏格检察官,崔格警官.原本该是第一线主角的,为何成了二线配角?中国公案小说中,破案常常寄托于鬼神幽冥,主要是因为民众不信任司法,推理小说中的「反警」现象,或许也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吧,只是欧美司法制度远比我国前进许多,推理小说中最后也出现不少将检警地位提升到第一线的作品,这样的推理小说优点是较符合现实状况,虽然减了一分浪漫色彩.  
  让读者成为现场目击者  
  此外,有不少推理作家认为读者也是参与推理小说的重要的一环,所以推理小说中的现场重建,并不只是侦探们的专利,读者也能依据推理作家所提示的种种证据,在侦探们准备来个真相大白演说时,找出真凶,自行做现场重建工作,像是《葛蕾斯命案》的作者范·达因,以及卜洛克,钱德勒等重要冷硬派推理作家.而阿嘉莎·克莉丝蒂的作品《童谣谋杀案》(And then there were none)则是让侦探凶手与一干被害人全都死光,使读者成为目击者,则是较为特殊的写法.  
  此外推理小说中有所谓的「安乐椅神探」.其实,在现实刑案中,类似安乐椅神探的推理,大概只能做茶馀饭后的闲聊.因为媒体能发表的案情有限,提供足以研判案情的资料事实上并不充分,但是安乐椅神探却能依据媒体或是旁人的报告,做出准确的现场重建,指出检警看不到的盲点,而显现高明之处.像拥有愤世嫉俗的特质的《角落里的老人》.  
  由此可见,推理小说中的现场重建不只是侦探,检警的专利,读者也能实际参与这项智性游戏!